布鲁诺·巴贝：时代的巨变就在色彩之中

时间要拉回到1973年。在十公里长的长安路上，开阔笔直的街道尽显这个还未对外开放的国度的气派。为了迎接二十二辆豪华轿车组成的总统车队，小学生们不停地跳着舞，一边欢乐地高喊“热烈欢迎”，一边手上热烈地摇动丝巾和纸花，她们的表情似乎带着一种封闭状态下的淳朴、好奇和自发的热情。

在广场前面，一队戴着少先队红领巾、穿着白衬衫的小礼仪队走过，她们花花绿绿的裙子显然是临时定制的，不同于那个时代中国铺天盖地的深蓝和军绿。这些小姑娘边走边转过头来，好奇地盯着正在拍照的法国摄影师布鲁诺·巴贝，成为留在镜头里的直视他的主体的目光，这种目光也在他的一些其他画面中出现。他经常捕捉这种不设防的、目光交会的瞬间。

他当然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。早在20世纪初，法国汉学家、诗人兼考古学者谢阁兰三次踏足中国，而他所书写的中国来自于一种从真实出发的无边想象。巴贝却始终以中立、不干涉的态度立足于真实，正如在他之前来到中国的摄影师布列松、罗伯特·卡帕和马克·吕布所提倡的。然而，相比于记录了战争和变革中标志性瞬间的他们，巴贝呈现了在山雨欲来的历史变迁中缓缓改变的细碎生活日常，以此向全世界展现何为中国。

这一来就是四十年间的多次往返。“中国最令我着迷的是千年文明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。钢筋水泥森林慢慢代替了饶有趣味的老街区、花园，城市四周的河流也消失了。”他并不感到伤怀，只是细心见证了这个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变。

巴贝总是在适当的历史时间站在最适合的地方。从1967年的“六日战争”，1968年巴黎的“五月风暴”，1971年的越南战争，1973年红色高棉对柬埔寨金边的包围，尼日利亚和中东地区的战乱，波兰团结工会的初露峥嵘，萨尔瓦多·阿连德执政时的智利，巴勒斯坦军队中的“童子军”，直到文革时期的中国，他都在。这是天才的直觉，也是时势和命运使然。

布列松和马克·吕布都不喜欢用彩色胶片，因为当时技术无法将彩色照片高质量地印在杂志上。直到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刘香成也用黑白胶片拍摄。然而，出生成长在摩洛哥直到12岁的巴贝天然对色彩非常敏感，在他眼中，多文化融合的摩洛哥是一个充满了色彩、光影、无法用黑白表达的世界。他是玛格南图片社率先使用彩色胶卷的摄影师之一，对色彩自由而和谐的运用，成为他的个人标志。从1966年起，他拍下了明媚多彩的摩洛哥、色调浓郁的西班牙、庄重宏伟的苏联，用色彩表现出地点和人物的本质。

自然地，他也无法想象一个不是彩色的中国。他决定全部使用柯达克罗姆彩色反转片拍摄，是为了可以长时间保存。当时只有这一种胶卷可以保证50年不变色，而这种胶卷甚至当时在全亚洲都没有地方能冲洗。

实际上，彩色的表达是在中国那个时代历史的呈现中是必须的，要管窥那段历史对普罗大众的笼罩和塑造，色彩是最直观的表现。2019年，全球范围内首次出版《中国的颜色》，记录自1973年到2018年，他镜头下的中国社会变迁。

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中这样描写 1973 年的北京：“王二在豆腐厂里当工人是一九七三年的事，当时北京城显得十分破败，这是因为城里的人衣着破旧。当时无所谓时髦，无所谓风流，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财产。没有流行音乐，没有电影可看，在百无聊赖之中，每个人都想找别人的麻烦。”

这一年的 1 月 1 日，人民日报的头版刊登了题为《新年献词》的元旦社论，和从 1967 年开始的革命口号不同了。从这份报纸头版标题的变化中，不难感到 1973 年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某种转变，这种转变也给经济文化带来新的气息。法国总统乔治·蓬皮杜就在这个历史节点访华，巴贝是随行摄影师。

“周恩来总理陪我们逛长城，副总理陪我们逛故宫。在北京，我们看了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，还去了苏州和杭州、南京、大同、云冈、无锡，很多地方。” 巴贝分享了这段“最高礼遇”的回忆。当时，为期6天的访问结束后，巴贝申请延长签证时间，最后获准延期15天，此时他已完成了作为随行人员的活动拍摄任务，在多出来的15天里，他拍摄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。

“那时候的中国，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。你可以看到，在乡下，农民的生存非常艰苦，人民生活非常贫穷。我认为，他们那一代人经受的很多苦难，你们可能无法体会。因为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，更愿意展望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，而不愿回顾这个国家走过的路。现在中国的生活在不断地进步，但在那个年代情况比较复杂。”巴贝对当年的中国印象仍然记忆犹新。

“我曾经想把新出的画册起名叫《蓝色的中国》。”巴贝说，当时他印象最深的是人们灰蓝色调的制服：在广场列队的穿着卡其绿色军装，从工厂下班的工人穿着深蓝色工服，排队用粮票买粮食的人群穿着灰色中山装。在北京，他发现法国大使馆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挤在同一栋楼里吃住；在成都，只有一个酒店可以接待外国人。

镜头中的人物总是呈现自然真实的状态，对镜头是不设防的，没有摆拍的痕迹，军人们兀自列队，行人匆匆经过，顶多警惕地轻轻瞟一眼镜头。“我喜欢拍摄人们身处他们最自然的环境中的状态，”巴贝说，在他看来，“不介入”是拍摄人物时的重要原则，“我在拍照片的时候从来不会主动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，拍完以后再去问许可，这样就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拍摄的原汁原味和真实性。在中国，人们会对外国人保持礼貌，所以这几乎不是问题。”

戴锦华在《隐形书写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成为进入‘现代化’进程的伟大历史契机。1979年因之成了一次新的中国的‘创世纪’。可以说，80年代是‘现代性’话语在中国再度急剧扩张的时代，这一时代文化最响亮的声音因之是‘走向世界’‘撞击世界之门’‘中国与世界接轨’。”

1980年，正是在中国开始张开臂膀拥抱世界的年代，巴贝和做纪录片导演的妻子受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邀请再次到来，他们一起待了六周，主要去往上海、四川和广西。也是这一回他留下的摄影作品占据了《中国的颜色》中的最大篇幅。

他敏锐地感知到这个时代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，虽然人们衣着的颜色还比较单调，政治标语被新型社会动员的标语所取代，商品广告、电影广告和时装模特也开始抢占照片的背景。可以从中推知的是巴贝选择拍摄地的匠心，有随性游走的惊喜，诸如街头巷尾聚散的人流，也有打开想象力和洞察力之后的特意选择，诸如那些留在镜头里的戏剧演员、农民、美院学生、民兵和养老院。

镜头中还出现了在上海公园拉伸练腿的居民，在列宁和斯大林画像的注视下骑自行车的工人；在外滩缓慢练太极的人们背后有一幅巨大的海报，上面描绘车夫驱赶着马车参加比赛，写着“争分夺秒奔向2000年”，两者形成有趣的对比；在成都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”的宣传画下是几个骑着三轮车送货的战士，他们身后墙上画着潜水艇、导弹、战斗机、高速铁路，是那个年代对于未来的展望；沪东造船厂附近，八百吨的轮船正在建造中，而人们还在其周围的农田里劳作，奔向现代化的时代在望；他去成都老街区的照相馆里拍了一系列准备拍婚纱照的夫妻，人们从以前军人、工人的身份转变成了家庭成员中的夫妻、父母；他还去上海音乐学院，拍摄了“文革”结束后最早一批学音乐的学生，文化艺术的生活活跃起来了……

人始终是画面中最重要的元素。“我很喜欢摄影人像。即使是我在拍摄建筑的时候，我也喜欢把周围的人放进去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图片中看出一个比例，看到人物与建筑的关系，以及当时的场景，我的确是对人非常感兴趣，喜欢通过摄影来介入社会议题。我不是一个只拍摄风景的摄影师，就算在一些展现风景的照片中，大家也不可能只看到漂亮的风景，一定是有人在的。”他说。

巴贝的足迹也遍布四川的乡间田垦，桂林的江边稻田和市井街巷，令人审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。镜头中的山水画面打开广阔的视域，在这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凝视之下，是辛勤的劳作，运送猪的路途，是送葬的队伍，令人想象从中弥漫的烟火气和琐碎庸常。巴贝显然是已经超越了猎奇距离的摄影师，把对中国的熟悉融化在了视觉呈现之中，带给任何文化语境中的读者一个平视中的中国。

巴贝1987年去拍过澳门，1989年拍过新疆喀什和乌鲁木齐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，他再回故地，拍摄奥运会之后的中国。他发现，那时的中国早已不再是“蓝色的中国”了，成都的年轻人比“北上广”穿得都要鲜艳。

近二十年来，早已没有人在意巴贝镜头的存在，毫不在意这位高大的外国人了，人们的眼神也没有了警惕和惊奇。在画面中，城市化势不可挡地席卷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，炫目的灯光映照着醒目的广告牌和光鲜亮丽的行人，他们早已融入城市的节律，成为风景本身，他们身上缤纷的颜色正在拼凑起更为绚烂而迷离的国度面貌。

“你可以想象吗？如果一个人先看到的是70年代的中国，是北京胡同里的居民和重庆江边的农民，然后再与现在的中国作对比，如此年复一年地感受中国的巨变，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迷人的事情。”巴贝感叹道。

除了刘香成之外，横跨四五十年持续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，巴贝是唯一的。《中国的颜色》这部摄影集像公路电影，定格了巴贝一路上跋涉所见的人事和风景，他有时甚至把照相机放在腰间，不看镜头就进行拍摄。宁静，闲适，勤勉，欢跃，温情，人们稀松平常的生活日常都恰好折射了那个时代。他也恰好出现在这里，仿佛为了表达中国如何从一段过去挣脱、过渡到新的时代而生。这个国度从被压抑的呆板和单调中释放出来，迸发的色彩诠释了从生活方式到思想的自由和飞扬。只是，巴贝缺席了中国迅猛发展的上世纪九十年代，这让作品的呈现，产生了一种时代断裂感。

与此同时，巴贝也经历了摄影技术时代的转变。和很多摄影人不一样，巴贝不用广角和长焦夸张的视角，中焦更接近人眼看到的画面。他很喜欢拍摄处在当地的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中的人，把人物很自然的安排画面中，看似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，实际上很讲究构图。巴贝大多数的照片，并没有强烈的光线，甚至很多都是阴天拍摄。摄影是用光的艺术，似乎他不强调光线，阴天更能真实表达他看到的场景。

“摄影可以在无需言语或文字的情况下解释情况，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这是什么，发生了什么。所以我仍然觉得它确实是一种普世的语言。技术在变化，变得越来越好。我十年前开始使用数码相机，早期质量并不是很好，而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，你可以打印出大幅的高质量照片。我非常喜欢数码相机，因为它的灵活度很高。技术层面的限制突破后，你能做很多以往不能做的事情。”2016年，谈到专注了一辈子的街头摄影师，他认为当下的情势仍然是跟50年前一样的流行，而摄影却不再如此，“五六十年前就已经有很多人街头摄影玩得很好了。但主要的区别在于如今人人都在街头拍照，这是跟以往不同的。”

2019年，关于这个话题，他再次说道，“过去，我使用胶卷相机拍摄，如今当然也开始用数码相机。相比过去，我觉得新的数字技术确实能够带来更大的创造力。另一方面，今天的照片可以被轻易地篡改。”

2016年，山西平遥摄影节开幕式上，巴贝再次看到载歌载舞的女学生，不由地想起了40多年前在北京广场上欢迎蓬皮杜总统代表团的女学生，当年热情而好奇的表情和这时活泼而开朗的风采相对比，是今昔不同时代的对照。当女孩们结束欢迎仪式，背对观众奔回舞台后方的那一瞬间，巴贝才举起相机，按下了快门，仿佛女孩们对他的注视，也是向他脑海中曾经的某些记忆告别。中国也不再如昔，跃入未来的颜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