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鲁诺·巴贝:时代的巨变就在色彩之中
2023年2月10日时间要拉回到1973年。在十公里长的长安路上,开阔笔直的街道尽显这个还未对外开放的国度的气派。为了迎接二十二辆豪华轿车组成的总统车队,小学生们不停地跳着舞,一边欢乐地高喊“热烈欢迎”,一边手上热烈地摇动丝巾和纸花,她们的表情似乎带着一种封闭状态下的淳朴、好奇和自发的热情。
在广场前面,一队戴着少先队红领巾、穿着白衬衫的小礼仪队走过,她们花花绿绿的裙子显然是临时定制的,不同于那个时代中国铺天盖地的深蓝和军绿。这些小姑娘边走边转过头来,好奇地盯着正在拍照的法国摄影师布鲁诺·巴贝,成为留在镜头里的直视他的主体的目光,这种目光也在他的一些其他画面中出现。他经常捕捉这种不设防的、目光交会的瞬间。
他当然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。早在20世纪初,法国汉学家、诗人兼考古学者谢阁兰三次踏足中国,而他所书写的中国来自于一种从真实出发的无边想象。巴贝却始终以中立、不干涉的态度立足于真实,正如在他之前来到中国的摄影师布列松、罗伯特·卡帕和马克·吕布所提倡的。然而,相比于记录了战争和变革中标志性瞬间的他们,巴贝呈现了在山雨欲来的历史变迁中缓缓改变的细碎生活日常,以此向全世界展现何为中国。
这一来就是四十年间的多次往返。“中国最令我着迷的是千年文明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。钢筋水泥森林慢慢代替了饶有趣味的老街区、花园,城市四周的河流也消失了。”他并不感到伤怀,只是细心见证了这个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变。
巴贝总是在适当的历史时间站在最适合的地方。从1967年的“六日战争”,1968年巴黎的“五月风暴”,1971年的越南战争,1973年红色高棉对柬埔寨金边的包围,尼日利亚和中东地区的战乱,波兰团结工会的初露峥嵘,萨尔瓦多·阿连德执政时的智利,巴勒斯坦军队中的“童子军”,直到文革时期的中国,他都在。这是天才的直觉,也是时势和命运使然。
布列松和马克·吕布都不喜欢用彩色胶片,因为当时技术无法将彩色照片高质量地印在杂志上。直到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刘香成也用黑白胶片拍摄。然而,出生成长在摩洛哥直到12岁的巴贝天然对色彩非常敏感,在他眼中,多文化融合的摩洛哥是一个充满了色彩、光影、无法用黑白表达的世界。他是玛格南图片社率先使用彩色胶卷的摄影师之一,对色彩自由而和谐的运用,成为他的个人标志。从1966年起,他拍下了明媚多彩的摩洛哥、色调浓郁的西班牙、庄重宏伟的苏联,用色彩表现出地点和人物的本质。
自然地,他也无法想象一个不是彩色的中国。他决定全部使用柯达克罗姆彩色反转片拍摄,是为了可以长时间保存。当时只有这一种胶卷可以保证50年不变色,而这种胶卷甚至当时在全亚洲都没有地方能冲洗。
实际上,彩色的表达是在中国那个时代历史的呈现中是必须的,要管窥那段历史对普罗大众的笼罩和塑造,色彩是最直观的表现。2019年,全球范围内首次出版《中国的颜色》,记录自1973年到2018年,他镜头下的中国社会变迁。
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中这样描写 1973 年的北京:“王二在豆腐厂里当工人是一九七三年的事,当时北京城显得十分破败,这是因为城里的人衣着破旧。当时无所谓时髦,无所谓风流,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财产。没有流行音乐,没有电影可看,在百无聊赖之中,每个人都想找别人的麻烦。”
这一年的 1 月 1 日,人民日报的头版刊登了题为《新年献词》的元旦社论,和从 1967 年开始的革命口号不同了。从这份报纸头版标题的变化中,不难感到 1973 年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某种转变,这种转变也给经济文化带来新的气息。法国总统乔治·蓬皮杜就在这个历史节点访华,巴贝是随行摄影师。
“周恩来总理陪我们逛长城,副总理陪我们逛故宫。在北京,我们看了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,还去了苏州和杭州、南京、大同、云冈、无锡,很多地方。” 巴贝分享了这段“最高礼遇”的回忆。当时,为期6天的访问结束后,巴贝申请延长签证时间,最后获准延期15天,此时他已完成了作为随行人员的活动拍摄任务,在多出来的15天里,他拍摄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。
“那时候的中国,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。你可以看到,在乡下,农民的生存非常艰苦,人民生活非常贫穷。我认为,他们那一代人经受的很多苦难,你们可能无法体会。因为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,更愿意展望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,而不愿回顾这个国家走过的路。现在中国的生活在不断地进步,但在那个年代情况比较复杂。”巴贝对当年的中国印象仍然记忆犹新。
“我曾经想把新出的画册起名叫《蓝色的中国》。”巴贝说,当时他印象最深的是人们灰蓝色调的制服:在广场列队的穿着卡其绿色军装,从工厂下班的工人穿着深蓝色工服,排队用粮票买粮食的人群穿着灰色中山装。在北京,他发现法国大使馆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挤在同一栋楼里吃住;在成都,只有一个酒店可以接待外国人。
镜头中的人物总是呈现自然真实的状态,对镜头是不设防的,没有摆拍的痕迹,军人们兀自列队,行人匆匆经过,顶多警惕地轻轻瞟一眼镜头。“我喜欢拍摄人们身处他们最自然的环境中的状态,”巴贝说,在他看来,“不介入”是拍摄人物时的重要原则,“我在拍照片的时候从来不会主动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,拍完以后再去问许可,这样就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拍摄的原汁原味和真实性。在中国,人们会对外国人保持礼貌,所以这几乎不是问题。”
戴锦华在《隐形书写》中这样写道:“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成为进入‘现代化’进程的伟大历史契机。1979年因之成了一次新的中国的‘创世纪’。可以说,80年代是‘现代性’话语在中国再度急剧扩张的时代,这一时代文化最响亮的声音因之是‘走向世界’‘撞击世界之门’‘中国与世界接轨’。”
1980年,正是在中国开始张开臂膀拥抱世界的年代,巴贝和做纪录片导演的妻子受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邀请再次到来,他们一起待了六周,主要去往上海、四川和广西。也是这一回他留下的摄影作品占据了《中国的颜色》中的最大篇幅。
他敏锐地感知到这个时代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,虽然人们衣着的颜色还比较单调,政治标语被新型社会动员的标语所取代,商品广告、电影广告和时装模特也开始抢占照片的背景。可以从中推知的是巴贝选择拍摄地的匠心,有随性游走的惊喜,诸如街头巷尾聚散的人流,也有打开想象力和洞察力之后的特意选择,诸如那些留在镜头里的戏剧演员、农民、美院学生、民兵和养老院。
镜头中还出现了在上海公园拉伸练腿的居民,在列宁和斯大林画像的注视下骑自行车的工人;在外滩缓慢练太极的人们背后有一幅巨大的海报,上面描绘车夫驱赶着马车参加比赛,写着“争分夺秒奔向2000年”,两者形成有趣的对比;在成都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”的宣传画下是几个骑着三轮车送货的战士,他们身后墙上画着潜水艇、导弹、战斗机、高速铁路,是那个年代对于未来的展望;沪东造船厂附近,八百吨的轮船正在建造中,而人们还在其周围的农田里劳作,奔向现代化的时代在望;他去成都老街区的照相馆里拍了一系列准备拍婚纱照的夫妻,人们从以前军人、工人的身份转变成了家庭成员中的夫妻、父母;他还去上海音乐学院,拍摄了“文革”结束后最早一批学音乐的学生,文化艺术的生活活跃起来了……
人始终是画面中最重要的元素。“我很喜欢摄影人像。即使是我在拍摄建筑的时候,我也喜欢把周围的人放进去,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图片中看出一个比例,看到人物与建筑的关系,以及当时的场景,我的确是对人非常感兴趣,喜欢通过摄影来介入社会议题。我不是一个只拍摄风景的摄影师,就算在一些展现风景的照片中,大家也不可能只看到漂亮的风景,一定是有人在的。”他说。
巴贝的足迹也遍布四川的乡间田垦,桂林的江边稻田和市井街巷,令人审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。镜头中的山水画面打开广阔的视域,在这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凝视之下,是辛勤的劳作,运送猪的路途,是送葬的队伍,令人想象从中弥漫的烟火气和琐碎庸常。巴贝显然是已经超越了猎奇距离的摄影师,把对中国的熟悉融化在了视觉呈现之中,带给任何文化语境中的读者一个平视中的中国。
巴贝1987年去拍过澳门,1989年拍过新疆喀什和乌鲁木齐,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,他再回故地,拍摄奥运会之后的中国。他发现,那时的中国早已不再是“蓝色的中国”了,成都的年轻人比“北上广”穿得都要鲜艳。
近二十年来,早已没有人在意巴贝镜头的存在,毫不在意这位高大的外国人了,人们的眼神也没有了警惕和惊奇。在画面中,城市化势不可挡地席卷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,炫目的灯光映照着醒目的广告牌和光鲜亮丽的行人,他们早已融入城市的节律,成为风景本身,他们身上缤纷的颜色正在拼凑起更为绚烂而迷离的国度面貌。
“你可以想象吗?如果一个人先看到的是70年代的中国,是北京胡同里的居民和重庆江边的农民,然后再与现在的中国作对比,如此年复一年地感受中国的巨变,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迷人的事情。”巴贝感叹道。
除了刘香成之外,横跨四五十年持续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,巴贝是唯一的。《中国的颜色》这部摄影集像公路电影,定格了巴贝一路上跋涉所见的人事和风景,他有时甚至把照相机放在腰间,不看镜头就进行拍摄。宁静,闲适,勤勉,欢跃,温情,人们稀松平常的生活日常都恰好折射了那个时代。他也恰好出现在这里,仿佛为了表达中国如何从一段过去挣脱、过渡到新的时代而生。这个国度从被压抑的呆板和单调中释放出来,迸发的色彩诠释了从生活方式到思想的自由和飞扬。只是,巴贝缺席了中国迅猛发展的上世纪九十年代,这让作品的呈现,产生了一种时代断裂感。
与此同时,巴贝也经历了摄影技术时代的转变。和很多摄影人不一样,巴贝不用广角和长焦夸张的视角,中焦更接近人眼看到的画面。他很喜欢拍摄处在当地的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中的人,把人物很自然的安排画面中,看似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,实际上很讲究构图。巴贝大多数的照片,并没有强烈的光线,甚至很多都是阴天拍摄。摄影是用光的艺术,似乎他不强调光线,阴天更能真实表达他看到的场景。
“摄影可以在无需言语或文字的情况下解释情况,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这是什么,发生了什么。所以我仍然觉得它确实是一种普世的语言。技术在变化,变得越来越好。我十年前开始使用数码相机,早期质量并不是很好,而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,你可以打印出大幅的高质量照片。我非常喜欢数码相机,因为它的灵活度很高。技术层面的限制突破后,你能做很多以往不能做的事情。”2016年,谈到专注了一辈子的街头摄影师,他认为当下的情势仍然是跟50年前一样的流行,而摄影却不再如此,“五六十年前就已经有很多人街头摄影玩得很好了。但主要的区别在于如今人人都在街头拍照,这是跟以往不同的。”
2019年,关于这个话题,他再次说道,“过去,我使用胶卷相机拍摄,如今当然也开始用数码相机。相比过去,我觉得新的数字技术确实能够带来更大的创造力。另一方面,今天的照片可以被轻易地篡改。”
2016年,山西平遥摄影节开幕式上,巴贝再次看到载歌载舞的女学生,不由地想起了40多年前在北京广场上欢迎蓬皮杜总统代表团的女学生,当年热情而好奇的表情和这时活泼而开朗的风采相对比,是今昔不同时代的对照。当女孩们结束欢迎仪式,背对观众奔回舞台后方的那一瞬间,巴贝才举起相机,按下了快门,仿佛女孩们对他的注视,也是向他脑海中曾经的某些记忆告别。中国也不再如昔,跃入未来的颜色。